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体现为传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和科学性与实践性三个“相统一”。该倡议基于资本主义文明冲突逻辑带来的文明困境、数字技术驱动下文明演进挑战以及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要重构全球文明、重构什么样的以及如何重构全球文明。从理论建构到实践落地,该倡议的贡献既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创新发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叙事,也反映在指引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创新。

物理性国界建设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项基础工程,其实践活动深刻受制于特定的疆界观念。文章通过梳理清朝初期、近代、新中国三个时期的历史演进,揭示疆界观念嬗变与物理性国界建设的互动逻辑：前清“天下主义”弹性疆界观影响下的勘界立标存在制度缺陷与技术失误,为领土争端埋下隐患;近代“条约体制”束缚下,孱弱的国力使国界建设呈现标志设置粗疏化、国界设施功能的单一化、国界管理能力的孱弱化;新中国“独立自主”多功能疆界观推动物理性国界建设转型,形成勘界立标规范化、设施功能多元化、管护机制制度化的系统实践。研究表明,疆界观念从“柔性模糊”到“主权刚性”的变革,是驱动物理性国界建设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建构的核心理念动力。

边疆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回应物质需求,还需要回应边疆人们的情感归属诉求。基于此,文章提出情感治边的新路径,探讨其在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已有的研究侧重制度与技术嵌入,情感作为非制度变量的结构性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在理论层面上,情感治边则将情感从边缘要素升级为核心治理资源,通过原生型与工具型双重运作逻辑,破解边疆认同松动难题。在实践中,情感治边以“以人为本”为核心,通过“情感-利益”耦合实现个体吸纳、“情感-程序”协同生成群体资源、“情感-制度”转译凝聚国家共识的三维机制,推动治理从“硬件升级”向“心灵共建”转型。研究表明,情感治边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创新性补充,为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情感支撑,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柔性路径参考。

坚持胸怀天下作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历史经验之一,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有其科学的理论渊源、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坚实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野奠定了胸怀天下的理论起点,中华天下观传统融汇了胸怀天下的文化精神、党的百年奋斗实践生成了胸怀天下的历史逻辑。坚持胸怀天下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思维指南、塑造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国际形象、贡献全球治理与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面向未来,要继续丰富和发展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中掌握历史主动;坚持自信自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整体进步;坚持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路遥作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内容与其人生经历之间存在复杂的互文关系。通过爬梳和辨识路遥的成长轨迹、知识结构、情感体验与时代语境的共生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拼接其生活图景,揭示作家主体精神图谱的生成逻辑及其对文学文本的投射。路遥的陕北乡土成长经验构成了其创作的“精神原乡”;对中外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度阅读,形塑了其“贴地叙事”的创作基调;改革初期“城乡交叉地带”农村知识青年的心灵动态,则成为其主体性表征的文学再现。最终基于路遥的个人成长史、文学阅读史以及“城乡交叉地带”生活史三重维度,从“创作发生学”的视角切入,对路遥的文学文本进行历史化重读,这将更新以往对路遥创作的研究路径,为路遥研究做以新的注脚。

“后记忆”理论可以有效描述文化或集体创伤事件和经历的二代记忆。在《所罗门之歌》中,奶娃·戴德作为与历史创伤关系密切的“后记忆一代”,在家庭型后记忆和关联型后记忆的双重影响下,继承和重构家族历史,实现了从“混沌”到“复归”的精神转变。祖先遗骨、所罗门之歌和“林肯天堂”就是唤醒其记忆的载体,使尘封的家族创伤重新浮现。《所罗门之歌》体现了非裔后代对家族历史的接受和继承,展现了后记忆书写特征。

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大力发展教育,建立了家塾、义学、学堂、书院等不同形式的宗族教育机构并加以管理和完善,形成宗族教育福利,成为明清宗族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功能主义视角探讨明清宗族教育形成的经济、政治、组织和思想文化条件,并从教育场所与物质条件、塾师来源与选聘管理、教育对象与分层施教、教育理念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考核规范、教育时间与管理制度六个要素分析明清宗族教育的构成,揭示明清宗族教育在促进宗族成员社会流动、宗族转型发展与家学传承、社会教化与秩序维护、特色商业文化生成与经济人力资本积累、社会学术文化传衍五个层面的功能,有助于启发健全中国当代社会福利体系的多元结构并构建中华民族特色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关键路径。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分析二者融合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坚持“理念是融合的起点,课程是融合的核心,师资是融合的关键,实践是融合的保障”的研究思路,针对二者融合中还存在的教育理念冲突、课程体系碎片化、师资能力短板及协同机制缺位等问题,探讨融合的优化路径：树立“创新引领、融合共生”的核心理念,构建“专业筑基-创新赋能”目标体系,开发跨学科模块化课程并实施学分互认,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激励机制,构建校政企协同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价值观反映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批判改造、继承创新和躬身实践。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包含着很多优秀的修身立德思想和治国理政的理念。这些思想、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契合新时代塑造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要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思想的儒学基因可以从儒家“仁爱”“民本”“成仁取义”“圣贤济世”等思想中找到渊源,这一价值观在新时代可以表达为“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许党报国,履职尽责”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等思想。

考古遗址公园是遗址保护的一种新模式,它将大遗址保护与考古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保护遗址是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2025年8月1日,“元谋人”遗址入选第五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梳理“元谋人”遗址的考古发掘、保护与利用历程,系统阐释“元谋人”遗址的考古发掘、保护与利用的研究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同时聚焦学术争议、研究利用不充分、管理薄弱、品牌开发滞后等现实困境,提出以转变研究范式化解学术争议、以深化研究利用推动成果转化、以强化要素保障提高保护利用水平、以加强文化建设打造“元谋人”品牌的实践路径,为推动遗址保护利用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参考与现实借鉴。

云南境内生活的26个世居民族共同创造、传承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体现着“和而不同,休戚与共”的相处智慧。通过关注图案与仪式这两类文化表现形式,以及田野调查实证和文献研究记录,协同图案叙事分析来深入考察民族文化融合的案例。剖析民族图案的象征意义与仪式的社会功能,进而研究民族文化融合的内在联系以及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发现,图案作为视觉语言包含着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价值,仪式则提供民族互动与融合的实践。二者共同构筑文化共生这一概念,进而深化对民族文化融合规律的认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证支持与创新思路。

教师工作投入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完满状态,它是教师充满活力地从事教育工作的重要体现。为了解职业期望、专业发展意识、专业发展动力和专业发展支持对乡村教师工作投入的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云南省某地区685名乡村教师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职业期望正向预测乡村教师工作投入;专业发展意识和专业发展动力分别中介职业期望与乡村教师工作投入的关系;专业发展意识-专业发展动力在职业期望与工作投入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专业发展支持对职业期望与专业发展意识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较高的专业发展支持环境下,职业期望能够正向预测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相反,在较低的专业发展支持环境下,职业期望则无法有效预测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研究结果对制定相关政策与学校管理策略以激发乡村教师工作投入具有重要启示。

为研究云南省公费师范生时间管理倾向、自我控制能力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采用时间管理倾向量表、自我控制量表和一般拖延量表对云南省某高校349名公费师范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公费师范生时间管理倾向、自我控制能力处于中上水平,存在中度拖延行为;不同学业排名的学生在拖延行为和自我控制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时间管理倾向与自我控制能力呈正相关,时间管理倾向、自我控制能力分别与拖延行为呈负相关;时间管理倾向和自我控制能力均可负向预测拖延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在时间管理倾向和拖延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基于支配理论、资源保存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共收集501份有效问卷,旨在深入探讨家长式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及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威权领导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其中工作压力起到了中介作用。（2）仁慈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3）德行领导同样对组织公民行为展现出正向影响。（4）家长式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有积极影响,是因为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影响大于威权领导的消极影响。（5）家长式领导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有积极影响,是因为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消极影响小于威权领导的积极影响。因此,向组织管理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应树立“以员工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减少威权领导方式;另一方面,努力成为“仁德”的领导者。

高校二级院系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是落实党对高校全面领导、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高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要实现二者的融合,需多维度协同推进。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剖析可见：党建与业务虽存在差异却紧密相连,但在融合过程中仍面临理念、制度、实践等多方面困境。为此,需在理念上构建螺旋式发展范式,在制度上建立综合性治理体系与协同考核机制,在实践中打造浸润式育人生态,同时通过构建长效机制,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两张皮”现象,推动高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网络直播与青年学生精神生活深度融合,在提供开放共享平台的同时,也潜藏着精神异化的风险：碎片化、圈层化知识投喂与算法操控共致思维浅层化,参与式、沉浸式“狂欢”导致精神降格与意义贬乏,泛娱乐化、庸俗化展演冲击道德认知与行为规范。资本逻辑的裹挟、数字技术的深度操控以及不良社会思潮与亚文化的泛滥构成异化的主要动因。为超越异化,需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推动优质内容供给,深化价值引领和教育铸魂,创新协同共治机制,共同营造绿色健康的网络直播生态环境。

“纲要”课与高中历史必修课实现教学衔接,可以确保学生在不同阶段学习到系统连贯的知识,让学生在“拔节孕穗期”不出现思想裂痕和知识断档,培养出既具备历史洞察力,又具有政治认同感的时代新人。这既体现了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育人理念,又遵循了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纲要”课与高中历史必修课的教学衔接,主要包括教学目标的一体化衔接、教学内容的精准化衔接、教学方法的有效化衔接、教学评价的综合化衔接。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开展教学衔接的专题教学,加强相关的师资建设,组织有效的教学研究。实现“纲要”课与高中历史必修课的有效衔接,既可以提高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可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