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维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重要思想方法和独特叙事方式。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和运用历史思维的逻辑理路内蕴经与纬、表与里、始与终、时与势的四重向度：以百年奋斗为经,以重大成就为纬,客观再现历史进程;以事实判断为表,以价值评价为里,科学阐释历史现象;以个别分析为始,以共性归纳为终,深刻把握历史规律;以映照现实为时,以远观未来为势,精准洞悉历史趋势。深刻理解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和运用历史思维的逻辑理路,对于新时代强化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运用历史智慧、掌握历史主动具有至为关键的现实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命题。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内在蕴含了明确制度规范体系的价值要求、优化制度规范体系的内容结构、保障制度规范体系的高效运行三重意蕴。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一是要明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满足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需求、实现革命精神与法治精神有机融合等价值要求。二是要通过构建科学系统的纵向制度层级、完善周延精炼的横向制度布局、健全与时俱进的动态保障机制优化内容结构。三是要通过锻造高素质的自我革命干部队伍、提高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自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丰富完善自我革命的技术图谱保障高效运行。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分属文化和教育两大不同系统,但却有着内在的关联。其关联在于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直接的资源。在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非遗”项目的教育资源、媒介优势及其多渠道多层次进校园的教育路径,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极具意义。

《剽牛立碑》是一部围绕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历史故事为脚本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作品以历史为题,显示出了积淀极强的文化辐射力和民族生命力,运用巧妙的书写技巧,动态地展现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之意蕴,是历史事实与现实书写的双重呈现,是基于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物理意义之上的民族精神的外化与传承,更是从文学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北宋时期发展出一套与近代责任政府“神似”的独特治理体系,通过非成文法（祖宗法）确立下来的“习惯法”上升成了朝廷纲常——君权象征化,国家治理一旦有过失,则必问责,责任即由宰相们承担。北宋开国便确立了一系列政治原则：（1）“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实则为北宋不可变的政治惯例,“虚君实相”的治理结构使得皇权表现出高度的谦抑性;（2）责任政府让皇帝“统而不治”,治权与政权高度分离,宰相拥有较高的行政权;（3）台谏在北宋的地位极高,对行政权形成了史无前例的限制,形成了皇帝——宰相——台谏的并立局面。

非洲大陆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全球能源贫困的重灾区,兼具经济贫困和能源贫困的双重特性。文章基于人口结构与健康调查项目（DHS Program）的能源数据及多维能源贫困指数（MEPI）,对撒哈拉以南非洲35个国家的能源贫困状况进行了评估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普遍存在能源贫困问题,且难以摆脱,形成了“能源贫困陷阱”。人均GDP的提高有利于缓解能源贫困,但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能源贫困的异质性,没有一个统一的人均GDP门槛可以完全消除能源贫困。同时,文章还验证了资源密集型国家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以及家庭燃料使用存在堆叠效应。在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能源贫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电网互联和电力联营实现区域电力一体化和合作确保地区能源可靠供应,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等有助于实现能源减贫。

近代中国形成“富强为体,宪制为用”范式的文化起点是刻画在中国传统中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是中国宪制文化展现出的基本品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谋求建立宪制的过程中,假定了“宪制为因,富强为果”的逻辑关系,这种假定的背后存在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维分歧。宪制与富强之间既存在内在价值上的冲突,也可以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形下融汇。在没有宪制文化积淀的情况下,对宪制进行“截取”般的利用是难以成功的,故培育宪制文化成为历史留给当前宪制建设的重要启示。其中,对富强含义进行新的解读尤为必要。

筷子在云南境内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蜀身毒道的开拓使云南成了联结印度和华夏文明的锁链,为“梜”“箸”等中华饮食器具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从东往西（即五尺道）、从北往南（即零关道）的两条传播路线在滇中交汇,催生了云南历史上较早的一批青铜箸原产地,因为考古工作者在祥云县大波那村发掘到了战国中晚期的实物证据,在云南世居族群的语言中至今仍顽强地保留着“梜”“箸”的历史称谓。从青铜箸到金银箸、从竹木筷到象牙筷的制作技艺凝聚着云南人的智慧和汗水,为他们深植了割舍不掉的饮食文化基因,增强了中华饮食文化圈的共同体意识。

清代的“国宴”与用酒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制,“国宴”款待对象按其重要程度分为王公大臣、边疆地区民族首领、各国使节和千叟宴上的耆老四类。而“国宴”用酒品类较多,主要包括奶酒、烧酒、黄酒和玉泉酒。其中,奶酒所占分量较重,为宫中所垄断;在筵宴来华使节与边疆地区民族首领时,由光禄寺请领使用,而黄酒和烧酒则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国宴”,主要由光禄寺自行酿制。宫中酿制的玉泉酒也被用于清代的“国宴”,但由于玉泉酒为内务府管控,并不见于《大清会典》,长期不为人知。与清代皇帝对酒的认识密切相关,清代各时期“国宴”严格控制酒的用量。

魏晋南北朝的“声气”是以先秦以来的声、气概念为基础的,从逻辑起源的角度看,气决定声,如和气、韵气等观念,在声反作用气上有相生相应、类型相生、成气等观念。从声之气外化为言与形看,言是汉字的言与“口出为言”等汉语的声音系统;在“声”与“言”“形”关系上,魏晋南北朝以“声”为中心产生了“缘情绮靡”“托声于言”“因形创声”“乐以颂形”等概念或观念。从声之气内化为情志意看,“诗言志”“诗缘情”是诗歌声音的诉求;魏晋南北朝的“声”蕴含了声律、韵律等意义,在论情、志、意时都视“气”为动力;从文献梳理看,魏晋南北朝的音乐与文学中的情、志、意等范畴与“声”都有较亲缘的关系。

在诗歌创作中,特德·休斯描绘的野生动物皆为猛禽凶兽,诗人以锋利的笔触表达深刻思想,形成了独特的诗风。透过休斯笔下的鹰、鸫、鲑、狼等系列动物形象,不难发现其中所呈现的细腻与粗犷结合的诗歌风格,同时也暗含了诗人痴迷的自然情结。诗人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娴熟的笔法,从生态伦理视野分析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造成的潜在危机并对此表达深深忧虑。休斯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生态失衡的本源,他希望借助动物诗歌歌颂自然界,并引发人们从更深层次对人、动物与自然的关系展开思考。

穆旦在诗歌中频繁使用“冬”之意象或以“冬”为主题进行书写,“冬”对于穆旦具有特殊的意义。以现实层面的“冬”作为主题的诗歌,由诗人的眼睛入心灵,寄寓着他对于人民、社会、民族命运的深沉关切,而“冬”意象所象征的巨大影响力,于穆旦诗歌中表现出极为“严酷”的一面,成为其他季节的剥夺者以及对环境压力的隐喻,令其诗意更为冷峻。除此之外,穆旦在诗歌中还试图借用“冬”意象展开对自己的剖析,并尝试以“冬”为主题诉说自己对个体生命本质的沉思。

布迪厄资本理论为分析协同育人主体行动逻辑与资本存量之间的深层关系提供新颖的解释视角。基于布迪厄资本理论的文化、经济、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厘清当下乡村学校家校协同育人面临的三重现实困境：文化资本薄弱,缺乏家校协同共同愿景;经济资本匮乏,削弱家校协同物质基础;社会资本不足,弱化家校协同场域联结。从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提出相应建议,即消解习性隔阂,凝聚教育共识;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资金保障;增强场域交融,拓宽联结渠道,破解乡村学校家校协同育人现实困境。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基于N县X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案例村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留守社会。农村留守老人与子女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亲子关系疏离,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农村留守老人亲子关系的疏离表现在沟通时间、互动空间及沟通内容三个维度,与农村留守老人的情感和心理压力、社会交往缺失及沟通意愿减弱密切相关。根据萨提亚沟通理论,农村留守老人亲子关系的重建可以从“情境”“他人”和“自我”三个层面进行。

明人王士性一度在西南诸省任职,对当地的民族关系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这在其史料笔记《广志绎》中可以看出。梳理《广志绎》的相关史实,从民族接触的形式、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揭示该书所反映的明代西南地区民族接触的真实情况：不同地区民族接触的形式、程度不一;政治政策、经济贸易等是推动民族接触的积极因素,自然地理环境则有可能阻碍民族接触;民族接触对语言词汇、习俗等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既可以凸显史料笔记在民族接触研究上的价值,也可以为民族之间的语言接触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语料。

图像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能生动地再现过去。1914至1926年间,《滇声》报所刊广告即承载了有关云南近代工业兴起与发展的历史。展现了西方工业产物大量倾销云南的时代背景下,云南工业从传统向近代变革的历程,以及云南近代工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这些报纸广告不仅是云南近代工业之发展的历史印记,还是云南近代社会价值观念、思想的具体体现,反映了云南近代社会向近代化发展的时代特征。

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拔尖创新人才是实现新时代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是落实教师教育改革以及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卓越师范生作为未来卓越教师的“后备军”,完善其培养模式成为推动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的应然之求。本研究围绕高等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试作卓越师范生培养的意义追寻。针对培养过程存在的困境与难题,提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背景下卓越师范生培养的行动策略,即打磨专业能力,把握核心素养下专业成长广度;善用学习社群,打造教师教育共同体长效机制;激发科研潜力,增强教学管理及专业探索优势;融入地方文化,彰显卓越课程与教学人文底蕴;持续有序跟进,完善卓越师范生选拔管理体系。

探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执行过程和实效,对于促进校外教育回归公益性和重塑校外教育生态,实现“双减”目标意义重大。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析“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执行情况,发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本身局限、执行机构能力欠缺、目标群体认知偏差、政策环境支持不足等四方面的制约因素。为突破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瓶颈,须做到重视政策本身设计,增强政策执行效果;提升执行机构能力,健全政策执行机制;调整目标群体认知,降低政策执行阻力;改善政策执行环境,夯实政策执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