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是习近平对我国当前所处有利条件的集中概括。从发生学视角看,“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发生的理论起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条件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条件观为评估我国发展的“战略性有利条件”提供了认识工具;发生的历史前提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条件观的正确运用、对不同时期各领域发展有利条件的积极创造,这些实践为“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发生积累了先决条件;发生的现实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我国发展条件的努力创设和全面把握,这为“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提出提供了现实土壤。从发生学视角认识“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生成,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保持战略定力、赢得历史主动、提振发展信心。

随着共同富裕战略的稳步推进,共同富裕与文化消费升级相互融合的特点将更加突出。共同富裕战略将引导文化消费升级,反之,文化消费升级会有力推进共同富裕新阶段目标的实现。在迈向共同富裕新阶段的过程中,“橄榄型”社会结构是驱动文化消费升级的关键因素,发挥高收入群体在文化消费升级中的引领示范作用,明确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文化消费升级的主体和对低收入群体文化消费升级的社会支持是新发展阶段文化消费升级的驱动力。同时,文化消费升级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共建与共享、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解放战争时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对民众进行革命宣传的侧重点因时而变,对民众进行革命宣传的组织机构和人员不断壮大,宣传力量不断增强,采用的宣传媒介丰富多彩。这一宣传,既推动了城市民主运动空前发展、奠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思想基础,还成功动员了各族民众积极投身革命,并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在云南的反动势力,为云南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在人口老龄化、经济全球化、新型城镇化以及缅北战乱等因素综合作用下,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抵缅城市收缩趋势凸显,边境安全面临极大风险,社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从整体上来看,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抵缅城市收缩问题的发生,是大规模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和地区冲突综合作用导致的结果。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抵缅城市收缩治理必须抛弃惯性增长理念,顺应城市兴衰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在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念指导下,遵循精明收缩、定向治理、融合发展原则。

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特质,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政党话语理论体系之中,基于政党数量、成员身份等为代表的要素不能成为衡量、判断政党优劣的核心要素。在与“西方中心主义”政党理论的对比分析中,政党是否具有自我革命性成为中西方政党理论重要区分。在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性概念的提出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共产党具有较强的自我革命性,政党执政政策具有长周期性、整体性和递进性的特征。从长历史周期来看,自我革命性较强的政党更具生存韧性。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也是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重要保障。类型学视角下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通过党建分类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分类建设,由“分”到“合”,构建整体性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党建分类引领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就是以统领式引领构建社区思想共同体,以主导式引领构建社区政策共同体,以协商式引领构建社区协商共同体,以自治式引领构建社区自治共同体。整合社区思想共同体、社区政策共同体、社区协商共同体、社区自治共同体,从而构建新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美育政策对学校美育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政策工具是政策文本、目标和行动之间的连接机制。文章对1985年–2022年间美育政策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通过工具分类、文本界定和政策编码,遵循“政策工具——政策内容”二维矩阵分析框架,以33份美育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和探究,我国美育政策工具选择存在环境型政策工具影响作用明显,供给性政策工具的推动作用不够显著,需求型政策工具拉动作用欠缺等。据此,可通过提高美育政策实施路径中的融合度,全面细化美育政策中有关法制管理与措施,优化政策工具的精准度,增强美育政策的灵活性等路径优化我国美育政策工具。

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面临着数智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等问题,探讨了数智化背景下固定资产管理的风险,提出了加强数智化建设、利用全过程动态数据、完善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推进业务与财务系统融合、强化内部控制等创新策略。研究表明,事业单位应积极顺应数智化发展趋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重塑管理模式,优化制度机制设计,多措并举推动固定资产管理高质量发展,夯实事业单位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文章探讨了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适用,特别以大学生涉嫌“帮信罪”为典型案例进行讨论。首先厘清了该政策的核心要义及提出的时代背景,凸显了其在法治体系中的理论支撑和实践价值。通过对大学生“帮信罪”法律性质的解析以及司法实践所面临的难题剖析,强调了准确理解和严格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性。文章提出了加强法治教育、提升司法人员素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旨在推动司法实践中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精准适用,进而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有机平衡。

无论是韵文体还是散文体,民间文学都是由语言构成的,那么,就民间文学的文本研究而言,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语言研究。语言学视角的民间文学研究与普通语言学一样,也可以从语音、语义、语法、文字等四个方面展开。目前民间文学研究的许多理论与方法,其实都可以纳入语言学研究的旗帜之下。

黄锦树对原乡神话的警惕使他跳出“故国三千里”的思乡之情和“乡关何处”的弃儿心态,以坚实的本土认同和深情地在地书写指向马华族裔深层的文化心理——落叶生根,祛“乡愁乌托邦”之魅。从南洋风物的复刻到文化心理的回溯,从重振华语文学到重塑家国想象脉络,黄锦树作为新生代的代表人物,积极革新马华文学,呈现出与前生代、中生代决然割裂的先锋姿态。在写作技巧和表现内容上大胆进行再造,坚持地域书写,重塑文化心理,在马华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中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果。

后殖民理论作为一种视角具有与其他视角融合的开放性,因为后殖民世界的揭示不是为了停留于过去,而是为了重塑未来。本文以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为例,关注到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儿童视角与后殖民批评之间的特殊联系,以期用儿童视角去除和超越二元对立的后殖民理论。事实上,借助于儿童视角,殖民世界得以重新审视自身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关系,这也意味着身处殖民历史中的人们重拾自我,脱困于原世界的殖民话语而收获成长。“童真知更鸟”是新自我实现对旧自我超越的一盏破雾灯,给矛盾的自我重新提供价值选择的机会、抚慰过去被伤害被侮辱的心灵,使自我真正与旧我、旧世界达成和解、获得和谐。

赵树理在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中通过对三个乡村空间的聚焦,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村问题的复杂现实：“三角坪”的童稚游戏影射了成人世界的不平等关系;关帝庙的“说理”揭露了村级政治体系存在的弊端;合作社的“翻身”指向了改革不彻底而形成的利益不均等分享。赵树理在对三个空间书写的同时,又将寻找“农民”自主、自觉的政治可能性作为变革力量孕育融入其中。赵树理关于乡村秩序的文学想象与过渡时期的乡村历史现实产生了割裂,但他没有采取简单的处理方式去解决,而是终止了故事的发展,因而《刘二和与王继圣》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这种“未竟”之态非但没有成为桎梏,反而催生了赵树理的思想“缠斗”,促使他投身于社会现实的实践中,同时也推动了赵树理在创作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齐民要术》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农书,不仅记载了重要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食物加工方式,而且记载了一些饮食器具的形制,其中“水引,挼如箸大”是对当时筷子的直接描述。本文通过这条文献记载来考证与勾勒魏晋南北朝时期箸的形态规制,并由此探讨当时箸的使用情况,进一步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生活的历史状况以及饮食文化特征。

湖北阳新的印子粑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小吃,因具有独特制作工艺和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逐渐成为阳新县乃至鄂东南地区饮食文化的代表。目前学界缺乏从具体地方小吃角度研究县域文化的资料,所以,把阳新印子粑作为田野调查对象,展现黄石乃至整个鄂东南地区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深挖其蕴含的地域文化,揭示印子粑的制作工艺和传承发展中体现的阳新地方文化,并从特色小吃的微观视角展望其所蕴含的阳新饮食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更加凸显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的思想性、规律性和育人性,强化教学的一体化设计和为育而教的目的性。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迫切需要创新教学理念和方法来适应这一变化。基于此,探讨新课程标准下核心素养导向教学设计的基本理论,以“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四大核心要素为基础,提出“五四四”创新教学设计框架,该框架特别强调“教学目标”在设计中的核心地位和引领作用,主张通过各要素的有机整合,实现教学设计的创新,旨在构建高效且富有创新实践的课堂教学。

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遵循青少年各方面特点利用农耕文化课程教育资源,因地制宜开展教育活动以加强农耕教育,既是推进素质教育的现实需要,也是“五育并举”的客观要求。本文回顾了农耕教育的相关研究,指出了农耕教育的目标及内容,采用案例分析并结合调查对楚雄城区4所小学农耕教育进行研究发现,楚雄城区小学农耕教育在课程建构方面取得了三大经验,即注重开发校本课程,完善农耕教育课程体系;注重创设实践基地,丰富农耕实践活动;注重传承农耕文化,培养农耕精神。最后,提出小学农耕教育的实践路径：系统化开发农耕教育校本课程并纳入课程设置,年级化开展农耕教育实践活动并重视实践升华,情境化弘扬农耕文化并融入校园文化,多样化实施农耕教育评价并贴近生活实际。

“经济法基础”课程是面向会计专业学生的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宏观上“统揽全局,构建其与会计专业其他专业教育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实践类课程左右互通、点面结合的专业思政协同育人体系”,微观上“动中窾要,聚焦课程思政元素,既深入挖掘课程与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又将思政元素贯穿教学各环节和教学各课堂,形成内外联动、前后衔接的课程思政育人格局”。

“教—学—评”一体化作为一种基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高效教学模式,正日益受到广大一线教师和教育研究人员的密切关注与重视。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教学活动往往面临着教学目标中的各个关键要素的失衡,教学活动设计的情境性断层,以及教学评价体系显得相对单调的现状。为此,需要顺应核心素养要求,明确教学目标;注重优化情境教学,丰富教学活动的内容与形式;注重教学评价体系的优化,突出以效度为核心的驱动作用的发挥。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有其理论依据、方法路径和政策保障。全面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法治精髓,提高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站位和理论自觉,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挖掘思政元素,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培育新时代法治人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现路径包括：关照学生需求,实现通俗化融入;丰富内容向度,实现时代融入;创新方式方法,实现科学化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