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唯物辩证法关于“批判的和革命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精神内核,为无产阶级政党勇于自我革命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勇于自我革命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军事、战略、战术五个不同层面勇于自我革命所展现的政治品格、核心立场、意志品质与文化特质,是党在革命关键时期精神符号的集中呈现和高度凝结。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核心内容,自我革命客观上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各国革命和执政的实践中,必须结合各国实际将“批判的和革命的”立场具体化为加强党的建设和巩固领导地位的组织原则与制度规范。在推进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将长征精神中所蕴含的自我革命思想聚焦于如何应对考验和校准前进方向,不断开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实践范式。

长征是为争取民族独立、坚定理想信念的一场伟大远征,也是为救国救民、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部英雄史诗。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长征不仅是为取得革命胜利、坚持不懈探求真理的实践之路,还是为挽救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而凝心聚力的伟大进军,更是为争取自由解放、军民同心的光辉历程。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创造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进入新时代,继续弘扬长征精神,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筑牢党长期执政的坚实根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因此,我们要在伟大长征精神的引领下,坚定理想信念,走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发扬斗争精神,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与此同时,既要秉持求实之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通过强化组织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还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筑牢党长期执政的坚实根基。

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精准把握边疆民族地区复杂的政治关系与社会结构,创造性地以宣传标语为载体,卓有成效地推进理论传播与群众动员。本文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云南时留下的宣传标语为研究对象,从空间呈现形态、话语转换策略、政治整合功能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叙事结构、情感逻辑、话语资源三个要素,解析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话语在边疆民族地区从生成到落地的作用机理：推动抽象理论转化为群众自觉实践,进而以宣传动员促进民族团结。这一历史实践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地区宣传工作中“增进共同性”与“尊重差异性”的辩证统一,以及“信任-认同-治理”的递进逻辑,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好新长征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智慧与实践范式。

习近平关于“经济-文化-人”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南,彰显了系统思维的整体观。其一,从系统构成要素出发,对“经济-文化-人”系统化的结构作出创新性探索,使经济与人文实现了融合发展与双向贯通;其二,基于马克思社会经济有机体思想,诠释“经济-文化-人”的运行逻辑,实现从“外在现象”向“内在本质”的逐步深化,从“物化逻辑”向“人文逻辑”的范式跃迁,从“单一叙事”向“多元叙事”的系统转向;其三,运用“具体的总体”式的把握方式,整体探究“经济-文化-人”的发展演进,构建“人本引领-文化赋能-经济共生”的辩证互化发展范式,推动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建构。由此赋予人文经济学以新的时代内涵,对丰富和发展人文经济学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

面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全球文明倡议以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为哲学根基,并糅合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传统辩证智慧,构建出一套有别于西方文明冲突论的崭新阐释框架。从生成逻辑看,全球文明倡议是历史延续、理论突破与现实回应三重维度深度交织的产物。从内涵特质看,全球文明倡议围绕“差异性与包容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四组辩证关系展开,既承认各文明的平等与多样,又倡导以相互尊重来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时兼顾文化继承与创新、民族主体性与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的平衡。如何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这需要运用矛盾分析法破除文明霸权话语、拓展多元对话渠道,并激活文化遗产的当代生命力,从而推动各类文明在平等交流中实现共生共进。

推进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大命题。文章从理论演进、历史脉络与实践探索三个维度阐释其出场逻辑,并围绕核心要义与实践方略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就其内涵而言,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要求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搭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衔接的制度框架;推动实现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从实践来看,推动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要以科学社会主义与守正创新确立规范基础;以全面深化改革、循序渐进和制度建设主线构成推进机制;并以问题导向与“固扬补强”来明确实践落点。

道家思想是黑塞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荒原狼》中,黑塞吸收老庄哲学作为内在思想结构与叙事逻辑,观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致力于为身陷价值虚无的现代人重建意义,为应对西方现代性危机作出了有益探索。主人公哈里·哈勒尔在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过程中,试图确立自身的“道”以彰显主体价值,但因理想与现实的深刻冲突及对生命的执着渴望,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分裂。为走出这一困境,他通过持续内省和对永恒价值的追寻,将死亡焦虑转化为创造动力以实现救赎。这体现了黑塞借助道家辩证思想以实现自我超越的尝试。深受黑塞推崇并与道家渊源深厚的李白,在诗歌中构建的自我形象与精神突围路径,与黑塞笔下的哈里·哈勒尔形成了富有启发的跨文化对照。

清初鸳湖烟水散人的《女才子书》共嵌入210首诗词、八联诗句。从诗艺观之,这些诗词表现手法多样化,语言风格雅俗共赏又独具个性。意象经构设形成了以花、月、影、玉、扇为核心和以镜、帘、窗、灯、阶为核心的两大体系化的意象群,意象的组合采取了同类叠合和二元并置两种方式。从诗用观之,诗词作为重要的叙事策略,承担起人物、情节、环境、结构多方面的功能。从诗蕴观之,诗词承载着易代之际下层文人的心理特质与明末清初社会文化的深层内涵,既是作者怀才不遇之情的寄托,又是弥补现实婚姻缺憾的方式。诗词也映照出明清时才女大量涌现的时代特征,揭示了古代男性文人对女性的审美想象,文言短篇小说这一诗词载体则体现了易代文人的审美倾向与身份自觉。总之,该书的诗化书写于上承古典小说“以诗入文”的书写传统,于下对《红楼梦》等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文化资源能够有效化解法治落地现实壁垒,为边疆善治注入内生文化动力。近年来,云南立足多民族边疆省情,充分盘活民族文化资源,推动民族文化与法治建设融合发展。研究以法律多元理论、本土资源论为基础,在阐释民族文化赋能法治建设的三重逻辑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云南“非遗普法矩阵—本土调解品牌—德法共治路径”三类实践样态。研究表明,文化赋能视角下形成的云南基层治理模式,能有效化解边疆法治本土化适配难题,既能助力本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也为国内多民族边疆地区法治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实践与理论样本。与此同时,文化赋能云南法治建设,也面临文化挖掘浅表化、部门协同不畅、数字化发展不均衡等困境,其内在根源在于思想认知偏差、相关制度滞后与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为此,文章提出构建文化法治资源转化机制、完善多部门协同保障体系、推进数字化与文化适配融合,以期为多民族边疆地区法治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方案。

Z世代情绪消费浪潮的背后潜藏着三重情感困境,实践场域虚拟化导致的情感联结轻量化,催生出代偿性消费;交往方式数字化引发的情感能力空心化,引致便当式消费;加速社会催生的情感样态倦怠化,导向低耗能消费。困境形成的根源在于资本操控下的时空体验紊乱,瓦解了情感联结的稳定根基;数字“幻想密布”语境下的主体意义规制,使人在符号消费中流失生命意义;以及“竞较至上”语境下的自我剥削蔓延,使倦怠成为青年普遍心态等三重动因。对此,治理路径应当以关注日常生活为切入点,重建情感联结的时空基础;以提高综合素养为着眼点,固本培元破除情感能力困境;以强化价值引领为落脚点,用正确思想形塑情感样态。多措并举,持续发力,引导青年情感积极健康发展。

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数量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精细化的背景下,社会工作者的情感劳动直接影响服务成效与职业发展。本研究对W市Y机构一线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专业督导进行访谈,系统探讨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的实践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在实践层面,情感劳动表现为以合规为导向的浅层表演和以真实共情为特征的深层表演,二者分别强调外部规则的内化执行与专业价值的自觉认同。其形成机制一方面源于专业内在规约,包括专业价值的指引和职业角色的要求;另一方面则受服务对象外在需求的驱动,体现为服务对象的多样性与服务需求的复杂性,多元实务服务场景进一步塑造了工作者情感劳动策略选择的灵活性与综合性。因此,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不仅是一种职业行为,更是专业伦理、角色期待与服务情境相互影响的结果。

印度尼西亚（印尼）华人的社会贡献不容小觑,印尼华文作家对民族议题的摹写再现,既有对历史的借镜与反思,更有应对当下的现实意义。在民族交往书写中,印尼华文作家经常表露华人的真诚心声,注重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与友好互助,一方面有对华人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有积极融入印尼本土的政治认同与跨民族换位思考,体现出对民族交往书写的多元尝试。从对原居民的想象与审视,到跨族婚恋中的姿态调适,再到民族情谊的和谐建构,诸种交往方式皆提供了民族良性互动的可能路径,尤其是钟若迟对本土性与中华性的内化融通,堪称民族交往书写的典范。

母女关系是谭恩美小说中的核心议题。在《接骨师之女》中,将三代华裔女性串联在一起的不仅有家族历史与文化身份,还有她们共同对于鬼魂的恐惧。宝姨受传统礼教与家族等级制度束缚,将自己的创伤经历解读为命运的诅咒;茹灵内化了母亲的封建迷信与宿命观念,又持续将情感压力传递给女儿露丝;露丝虽在理性层面否认鬼魂存在,却长期无意识压抑自身欲望,最终引发间歇性失语。本文借助幽灵批评,结合美国亚裔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剖析家族恐惧在三代母女之间的形成、传递与消解过程。当个体的生命经验能够被充分表达、倾听与书写,鬼魂就不再是单纯的威胁性存在,而是转化为承载家族记忆的载体。这一疗愈过程说明,叙事与讲述对纾解代际恐惧、重建情感纽带具有重要作用。

工农“歌其事”不仅是指文学传统中以歌谣形式表现劳动生活,更是指工农群众借助通讯等方式,书写自身生活经验、表达自身情感的一种生动实践。《大众习作》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历程中,继承了左联以来从工农群众中培养大众作者的设想,并在延安根据地的报刊和通讯员网络中展开了具体实践。该刊物以“原作与改作”等特色栏目为主要阵地,开启从规范标点、锤炼话语到培养文体意识的写作指导。编辑人员在提升工农作者写作能力的同时,也注意保留作者原有的通俗语言、民间文艺形式和个体经验。延安文艺工作者旨在以此培养具有大众本色的“工农作家”。但这一培养模式受战时环境、作者文化基础和编辑力量等条件的制约,显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地理学为重审文学文本中的性别与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文借助多琳·马西的“权力几何学”与吉莉安·罗斯的“悖论空间”,通过建构“乡村·城市·失据”三重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海浪》中的性别化空间如何参与现代女性主体的建构与压制。研究发现,苏珊的乡村空间是女性力量与父权束缚并存的矛盾场域,珍妮的城市空间是身体展演与欲望规训的舞台,而罗达的“失据”空间则暴露了既有空间秩序对不可归类者的暴力排斥。伍尔夫借三位女性的空间命运完成了对性别化空间的批判,揭示出乡村空间、城市空间以及两者之间的“失据”空间共同构成了现代女性主体建构的多重可能与内在困境。

本研究旨在探究心理资本对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影响,以及生命意义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作用。采用心理资本量表、短视频成瘾问卷、生命意义感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52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并使用SPSS 26.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心理资本能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短视频成瘾（β=-0.27,p<0.01）;生命意义感在心理资本与短视频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0.16,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9.26%;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调节了心理资本对短视频成瘾的直接效应（B=-0.09,p<0.01）,也显著调节了生命意义感对短视频成瘾的间接效应（B=-0.06,p<0.05）,且该中介效应在高领悟社会支持群体中更强。上述结果表明,心理资本既可以直接降低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可能性,也能通过提升生命意义感间接减少成瘾行为;较高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够强化这两条路径的保护作用,进而降低短视频成瘾的发生概率。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但在家校协同实践中,家校冲突频发,制约育人实效。本文从角色观念差异的视角,梳理出家校冲突三类典型表现：素质教育背景下“育人”与“育分”的价值分歧、制度化教育中“集体”与“个体”的价值矛盾、协同育人权责模糊引发的责任“越位”与“退位”。研究发现,家校冲突的深层根源在于角色观念分化,包括家校双方对自身角色定位不同导致的认知分化、在互动中对彼此角色的期望偏差、家校双方共育的角色转型意识欠缺导致的合作观念淡薄三个方面。基于此,化解冲突应强化家校双方角色认知,恪守分内职责;搭建多元沟通渠道,通过良性对话调和观念差异;推动家长与教师主动完成共育角色转型,实现优势互补;构建事前预警、事中调解、事后复盘的常态化冲突处置机制,化解矛盾。研究认为,家校双方角色观念差异客观存在,无法彻底消除,唯有立足育人共识,通过认知重塑、沟通调和、角色转型、机制保障协同发力,才能将观念分歧转化为共育合力,提升家校协同育人整体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