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先后在1945年、1981年和2021年制定并通过了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是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对党史重大问题形成的权威定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历史经验转化为理论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三个历史决议以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为逻辑起点,确保了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以人民至上为价值根基,在回应人民实践、维护人民利益和融入人民话语中明确理论创新的根本立场;以理论与实践互动为动力源泉,在回答实践课题、总结实践经验和引领实践变革的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以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为内在品格,在正反经验比较中巩固正确认识、修正错误判断。四个维度内在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搭建起理解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生成发展的完整分析框架。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和重要法宝。进入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艰巨任务使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理论指导,更加需要推进理论创新。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发现,中国共产党以及时提出并回答时代新课题为驱动力量、以深入推进“两个结合”为根本路径、以掌握运用“六个必须坚持”为具体方法、以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为内在要求、以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为目标牵引,确保了党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发展、与时俱进。驱动力量、根本路径、具体方法、内在要求、目标牵引,从五个维度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路径。五个维度的时代路径多维融通、有机统一,为中国共产党以理论创新加强理论武装、以创新理论指导创新实践提供系统的方法论遵循。

理论创新是党永葆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更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夺取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真理性与实践性相辉映、历史性与时代性相贯通、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鲜明特点,不断在守正传承中开拓创新之路,在实践淬炼中探求真理智慧,在历史逻辑中把握时代潮流,在民族禀赋中融通世界视野,赓续开辟理论发展新境界。深入把握党的理论创新的鲜明特点,对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党的理论探索、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形象”的视觉建构成为当时争夺宣传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晋察冀画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红色摄影画报,在抗战烽火岁月里创造报刊出版的“奇迹”,是一次依托图像媒介进行政治动员与认同熔铸的成功实践。文章在深入探究其视觉策略与动员机制基础之上,以“空间塑造–形象镌刻–主体唤醒–未来预演”为主线,从地理空间符号、中国共产党形象、人民群像和根据地形象四个维度构成中华民族整体形象塑造。这一整套视觉编码将抽象的政治纲领转化为具体的、富有感召力的视觉符号,在与各方宣传的“视觉博弈”中,成功地建构了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新形象,占据道义制高点、凝聚民心,也为当前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塑造提供历史参照。

在数智时代,数字技术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趋向、新动力。数字技术凭借记忆建构、认知整合、情感延展三大功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可能。然而,数字技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必然带来民族认同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记忆断裂、认知失序、情感弱化等适应性风险和挑战。基于此,应坚持记忆、认知、情感一体化思维,着重以“民族记忆重塑”为核心,构建完整性与权威性并重的民族集体记忆图景;以“数字空间治理”为关键,处理好数字权力、算法逻辑与主流价值之间的关系,确保数字技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准引导与积极塑造;以“沉浸互动深化”为旨归,构建多维具身化的数字体验与线上线下融合交流场域。

滇越铁路通车后,从国内外辗转而来的各种畅销食材、调味料及相应的烹制经验被源源不断地移植到昆明,“滇味”菜肴的崛起推动了国内外饮食文化的进一步融通。汪曾祺“吃在昆明”系列渗透着旅食者对宣威火腿、汽锅鸡、牛肉馆、诸菌及过桥米线、饵块等食事的怀念（刚到昆明时因钱较充裕,想吃遍昆明的馆子;到钱不够花销时只能改吃米线、饵块或跟着同学们一起挤进西南联大新校舍的膳堂吃普通的伙食;离校教中学时经常领不到薪水,还得靠吃野菜充饥）。汪曾祺追忆的昆明“主流”饮食文化就主要集中在前两个阶段,他对昆明高档食馆、素酒馆、饺面馆、甜浆馆及城乡居民鲜活的饮食文化现场则疏于调查,最能代表昆明老味道的甜酱油被淡化得模糊不清,对乳饼、乳扇及特色小吃的评判与他者叙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可否认,被旅食者们有意或无意遗漏的“非主流”昆明菜、特色小吃及调味料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肇始于先秦宗庙祭品的“菹”,仅服务于王室与贵族阶层,世俗民众的日常生活难以触及。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菹的主要功能转变为贮藏食蔬,满足每日膳食所需,并充当宗庙神鬼与人间食味之间的沟通媒介。魏晋之际,食品腌制加工技术趋于成熟,菹作为该时期饮食科技发展的典型代表,可分为菜菹、肉菹与果菹三大类。菹的使用群体与范围尤为广泛,上至建康皇室贵胄,下及齐鲁乡野的布衣耆老,其饮食结构中皆有菹的踪迹。魏晋时人用菹的普遍性,实则植根于这一时期菹之功能的多元发展：菹除了可以用来祭祀与食用,更兼具养身食疗之特殊功效。此外,在江左士人群体中,菹逐渐超越其物质属性,被赋予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成为这一时期饮食文化的重要载体。

“留得住”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前提,也是“特岗计划”政策实施的目标。对Y省特岗教师的抽样调查发现,56.6%的特岗教师离职意愿强度在中等以上,其中29.5%的特岗教师离职意愿非常强烈。为鉴别哪些特岗教师的离职意愿更强烈,本文从个体特征、学校特征、工资待遇、区位特征、职业体验五个维度分析特岗教师离职意愿的群体差异。结果显示,待遇满意度、老家所在地和职业体验是预测特岗教师调动或改行意愿的三个重要指标。其中,来自外县、待遇满意度低的特岗教师,其调动意愿最强烈,而工作压力大、社会地位感知低、缺乏长期从教意愿的特岗教师,更容易产生改行意愿。据此,应完善特岗教师补充机制,优先招聘具有长期从教意愿的本县师资;落实特岗教师待遇保障,完善差异化待遇补偿机制;关注特岗教师的工作压力,营造安心从教氛围;区分教师调动意愿和改行意愿,建立差异化的引导与支持措施。

企业碳信息披露是推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机制,其质量提升对完善气候治理微观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5–2023年重污染上市企业样本,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考察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且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通过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广度与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深度提升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高能耗企业以及环保关注度更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强化数字技术赋能企业绿色治理及精准提升重污染企业碳信息透明度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政策启示。

在高校课堂教学评价的长期实践中,量化指标一直处于评价体系的中心。基于管理学视角,“指标化”显著提升组织运作能力。但是在过度依赖量化评价的情况下,教师与教学行为容易在评价过程中失去话语表达与价值诠释的能力。而价值理性逐渐走向边缘化,评价活动与改进实践也脱节。为解决上述问题,解释主义重视情境协调性、证据多元性与协商对话性,为“去指标化”评价体系提供理论基础。专业共同体的内生支撑也能有效推进评价体系改革。为将价值理性落到实处,本文提出三条相辅相成的实践路径,分别为理念上的启蒙、方法工具箱的开发以及制度层面的保障。“去指标化”的评价范式能有效解决理论与行动之间的脱节问题,提升决策过程的生态合理性,增强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在教育与管理领域,该范式超越工具理性的单向控制,兼具解释深度与操作灵活性,是一种实用的实践模式。

黎紫书长篇小说《流俗地》并未继续《告别的年代》的后设叙事,而是以回归日常的写实叙事直抵马来西亚华人深层的生命狂欢。以“民间”作为方法,从外部视角呈现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多元共生文化的狂欢、在地生活经验的狂欢背后的人世悲欢,从内部视角立足个体情感狂欢的维度,呈现两性话语权更替与生存空间争夺的过程,透视马来西亚华人的命运转向：一方面论述马来西亚华人女性突破男权框架、构建自我意识,揭示其从生存依附向生活独立的转变;另一方面,以底层群体互助模式为参照,剖析男性权威失落的深层原因,以此勾勒《流俗地》狂欢叙事的谱系。以“民间”作为方法对《流俗地》进行狂欢叙事分析,在兼顾民间主体与狂欢内核的基础上拓展了文本叙事研究维度,有助于深入感知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背后独特的民间文化特性,还有利于穿透社会历史的迷雾去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之光。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在其创作生涯中始终秉持一种“重写殖民史”的写作策略,借文学叙事重构肯尼亚民族反殖民历史的精神图谱。其作品突破了反殖民史的线性叙事逻辑,将空间意识融入其文学语境之中,从而建构起一套异质的反殖民文学书写范式。理解恩古吉作品中文学空间与殖民史之间的深层次同构关系,把握其空间书写的文学隐喻,为阐释恩古吉的反殖民叙事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与观照视角。从《大河两岸》《血色花瓣》《乌鸦魔法师》三部代表作切入恩古吉的空间书写,构建“家庭―村镇―国家”的三重空间形态,有助于理解恩古吉作品对殖民时期肯尼亚民族生存空间的文学再造。这一空间书写范式,不仅拓展了其作品所表现的殖民历史的深广度,同时也站在全球正义与文明多样性的高度为世界反殖民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为构建完善高校体育教师课程思政胜任力综合评价体系,本研究针对当前高校体育教师课程思政胜任力展开了全面评估。通过文献梳理与政策文本分析,构建了涵盖知识学习、思政能力、自我形象、个性特质、工作动机5个维度,20个二级指标的胜任力评价体系。基于此,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提出假设并对评价体系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假设成立,并通过标准化路径系数计算得出评价指标的权重。为使评价更具客观性与科学性,本研究引入物元可拓模型对胜任力进行综合评价。实例调查表明,体育教师课程思政胜任力评级达四级水平,从5个维度特征值的变化可看出,不同性别、学历、年龄、职称的高校体育教师课程思政胜任力存在一定差异。依据综合评价结果以及不同特征各指标的表现针对性地提出“青年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激活计划”“卓越教师传帮带共同体”等具体提升策略,从而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参考。

本文利用2014–2018年西南边疆民族地区Y县建档立卡户微观调查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获得职业技术教育的收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获得职业技术教育可以显著提高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脱贫农户的收入水平;职业技术教育供给对脱贫农户的增收效应,地处坝区的要好于地处山区或半山区的,大家庭的要好于小家庭,户主在家务农的要好于户主从事非农工作的,户主外出务工时间在≤3个月的要好于其他时间的。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对提升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脱贫农户的职业技术教育的供给能力和水平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