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1986年的《楚雄师范学院学报》,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秉持立足地方、服务社会的办刊宗旨,成功探索出一条以“地方民族文化”为特色的差异化、专业化办刊道路。梳理学报40年来的办刊实践,重点聚焦于其对地方民族文化的深度挖掘与理论提升、对中华饮食文化的多维度阐释,以及对更广阔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研究。通过分析40年来的栏目设置、代表性成果及学术影响,旨在总结《楚雄师范学院学报》在构建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本土研究人才等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并对其在未来数字化、国际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提出展望。

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探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批判继承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确立了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劳动本质、作为现实规定的社会关系本质和作为理想形态的共同体本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技术通过重构生产力结构,为实现建立在自由劳动和普遍交往之上的真正共同体创造了历史条件。但是,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引发了新型异化问题,表现为对人的生存劳动的抽象控制、对社会关系的数字疏离,以及对技术共同体的虚幻依附,进而对人在实践过程中的历史主体地位构成挑战。为超越异化状态、推动人的本质复归,应引导智能技术健康发展、健全社会治理制度、捍卫劳动主体价值,最终实现智能文明进程中经济理性与道德价值的辩证统一。

平台资本主义作为以数据为核心、算法为支撑、网络效应为驱动的新型资本主义形态,深刻重塑了现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平台资本对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之影响超出了固有的技术范畴,成为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有效工具,从而产生了意识形态风险问题。具体来看,数字技术强化了资本剥削的隐蔽性,算法机制消解了平台用户的主体性,平台垄断导致了数字交往的虚幻性。由此产生的把关位移、数字崇拜、技术霸权等问题,不断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认同性和安全性。为促进我国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效规避数字技术意识形态风险的冲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思想引领、制度设计、技术治理、社会行动的四维路径,实现平台治理和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宽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中形成的。这一理论的探索过程,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入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使其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现代的中华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结合,体现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契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深邃思考和战略擘画。“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根魂一体、古今相承、中外融通的理论特色。

经学是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根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自元朝完全将云南纳入国家一统的政治与教育体系后,经学教育便以官学形式在云南逐步铺开。随着经学教育的深入,云南学者也开始参与经学知识与理论的生产,并在明清至民国时期撰写了种类齐全、卷帙丰厚的经学著作。云南的经学教育是大一统国家经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学者的经学著作是云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与国家政治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故须专门梳理和分析。

受李京《云南志略》一偏之辞的误导,从元朝开始,元代以前的云南不知尊孔、与儒家经学和教化相隔绝的论断,就逐渐成了官方通行的认识。元代以前经学对云南的影响以及云南地方在与内地经学文化交流交融的主动性均被大大地低估。而实际上,经学自汉代起就在云南流传,并在魏、晋至唐初落籍云南的汉族大姓中持续传承,在唐代中期还一度成为南诏思想文化的主流,直至大理国时期仍在“儒释”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这个过程中,内地和边疆、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元代以前经学在云南持续传播的历程,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依据。

历史上,儒学传入并嵌合进西南民族地区以后,通过物质文化实践、道德文化实践和制度文化实践三个方面,特别是文庙建制、义学推广、圣谕宣讲、政治规训、制度统合、民间交往诸多具体行动深刻影响了当地社会、文化和民族关系,其政治固边、社会稳边、文化润边作用,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中呈现的西南民族地区儒学化进程值得深入探讨。以中央与边疆、历史与实践、结构与功能交融一体的学术思维,彰显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对于当前文化强国建设不无裨益。

《诗经》是中华民族爱国情怀的重要文化源头。在《诗经》时代,“爱国”并非语义凝固的概念,而是于周朝天下观念的总体视域下,随历史情境的变迁与社会阶层的差异而持续建构、表达的动态观念。从商王“余一人”的统治话语到周朝的天下秩序,爱国情怀的内涵经历了从神权政治下王权的绝对垄断到两重认同的转型。在周朝天下观的视域内,爱国情怀分化为“爱一国”与“爱天下”两个层面,并随周室与诸侯间权力关系的动态演变而消长,这在《诗经》文本中得到具体呈现。从主题学的视角切入,《诗经》中的战争诗与祭祀诗强化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是邦国伦理与天下意识在实践层面互渗与整合的文学书写。

鲁迅短篇小说《离婚》以其丰富的叙事层次与多元的阐释空间,吸引了赵延年、丁聪、范曾等六位画家创作出风格各异的插图。画家通过黑白对比、肢体语言、环境符号、连环叙事与写意留白等视觉策略,再现了小说中的阶级压迫、性别规训与权力结构,并由此在图文之间形成补充、竞争与缝隙三类互动关系。图像并非被动复刻文字内容,而是具备独立表意功能的艺术再创作,它在呈现“最富有孕育性那一顷刻”的过程中,还会因媒介差异与画家的主体意识而产生“图文缝隙”。这一具体个案的图文互分析,基于赵宪章的“语-图”互文理论,为《离婚》“语-图”关系研究提供实践参照。

生物朋克小说《发条女孩》展现出一条由能源话语激活的东方主义路径。以追踪能源流向链为核心的“能源-东方主义”旨在揭示能源霸权导致的能源非公正问题。小说引入后人类话语这一中介,企图调和能源问题上的“西方-东方”二元对立矛盾。遗憾的是,后人类话语的介入非但没有消解上述矛盾,反而因其被能源资本吸纳和征用,在建构起囊括东方人与非人类在内的“新东方”这一扭曲认知图式中发挥了助推作用。能源作为继种族、性别之后又一驱动对东方进行幻想式书写的核心议题,通过杂糅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能源霸权观,推动东方主义的能源转向。“能源-东方主义”这一立场赋予西方的主体概念以“新西方”视角,审视由传统东方类属与非人类物种结成同盟的“新东方”存在。

玉蜀黍在滇省境内的传播经历了一个从东往西、从低地向高地推进的过程。清乾隆年间,朝廷派兵平息秤戛等寨游耕民族的叛乱后,倡议在横断山南部纵谷区推行“剖划疆界,分隶管辖”的政策。从语言学证据进行判断,傈僳族先民的不断迁徙推动了玉蜀黍在游耕民族中的持续传播及饮食文化的进一步融通。从晚清时期开始,随着英国殖民势力对滇缅北段未定界渗透的加强,游耕民族粗放的轮种经验及缺粮少粮的困境开始受到朝野的关注。无论是清朝官员（如余庆远、夏瑚等）带有抚绥性质的视察,还是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转型及持续开展的社会调查都将聚焦的目光对准了游耕民族赖以果腹的玉蜀黍。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怒江州的各族群众最终摆脱了困扰他们的缺粮少粮问题,其饮食结构渐趋合理化。

文旅融合是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文旅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理论、历史现实的逻辑依循,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观,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历史演进,也凸显了文旅融合协调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使命要求。在物质层面,文旅融合通过空间重构、人口流动与经济共生,能够打破民族交往的地理阈限,延展民族关系的社会网络,夯实民族利益的共享基础,从而巩固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在精神层面,文旅融合通过符号阐释、仪式共享以及文化再生产,推动各民族成员的认知转化、情感凝结和意志强化,进而在深层次上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升华。

民族经济交融指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在经济活动中相互依赖、交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本文基于民族经济交融的背景展开对文旅产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路径的分析。文旅产业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存在产业链短板、文化本真性危机、主体性弱化和可持续发展困境等问题。通过个案研究,提出数字化转型贯通产业链、梯度化集群发展、文化赋能和业态融合、跨区域治理利益共享机制等实践路径。将文旅产业作为推进民族团结,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虽然直播间购物已成为一种新风尚,但绝大多数网购行为仍在商品描述页面完成。目前商品描述页面中商品属性区的显著差异主要体现为商品描述篇幅和商品颜色呈现方式两个维度,基于这两个维度的差异,商品属性区布局可形成四种组合类型。本研究基于加工流畅性理论,采用眼动实验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探究四种组合类型对消费者注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采用颜色以图片呈现+商品描述文字多的组合方式来布局商品属性区时,消费者注意最低;而采用颜色以文字呈现+商品描述文字少的组合方式来布局商品属性区时,消费者注意最高。研究拓展了视觉复杂性领域的相关研究,丰富了商品属性区内视觉复杂性对消费者注意影响的研究成果。研究结论清晰地表明了商品描述页面中商品属性区“少即是多”的核心优化策略,为电商平台商家优化商品页面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实践建议。

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的基础,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系统推进诚信与法治的有序互动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文章在系统梳理诚信与法治的理论关联及制度演进基础上,揭示二者在实践中出现的诚信法治体系衔接不足、跨区域执法司法协同障碍、社会主体诚信意识薄弱等现实难题。为此,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诚信建设需超越单纯道德教化,依托法治刚性约束与制度保障,着眼于提升政务诚信,强化政府守信践诺与考核监督;维护司法公信,完善失信惩戒与执行联动机制;促进社会守信,推动企业诚信管理与公众法治意识培育。

体育迁移价值学说作为中国近代体育学百年发展历程中的原创理论,对其思想谱系、理论内核与再语境化的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其思想谱系既包含西方思想谱系中的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哲学的三重奠基作用、实用主义教育的范式转型逻辑,又吸纳了东方思想谱系中的救亡驱动诉求与现代性觉醒意识,呈现东西方思想辩证融合的特征。理论内核主要包含运动作为教育迁移的核心命题、生理-心理-社会互动的迁移实现机制以及科学管理与教育干预的迁移效度保障体系。在当代语境下,研究提出再语境化路径：概念二分、本体澄明与迁移机制的理论廓清;历时嬗变、空间辐射与主客互构的功能拓展;政策协同、技术赋能与学术筑基的实践进路。

隋唐时期的宗族教育在科举制度与家学传统的双重驱动下发生了深刻变革。该时期的宗族教育以世家大族为主体,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根基、以诗赋策论为延伸的核心知识体系,同时通过家塾、族学与书院等多层次载体,系统开展启蒙教育、经学传授、科举应试训练。隋唐宗族教育不仅致力于维系门第地位、培养科举人才,还在传承家族学术、凝聚宗族力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实现了维系宗族权势、巩固文化权威、推动区域文化繁荣等多重功能。隋唐宗族教育的制度化与平民化趋势,为宋元以后“近古宗族”的耕读传统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核心理念与实践模式,对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协同育人体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启示意义。